梁漱溟的形上学思想，前后期概念用语虽有变化，思想上亦有一些微调和修订，但其基本的思想和学说精神是一贯的。

因此，我觉得老一辈学者其实很早就在关注理与情的关系这个问题了，而且他们所做的工作对现在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孟子所谓良心或仁义之心，内含良能良知而为一体。

情就是人存在的一个主体。既言性善情恶，则性已不复为即情而显的整全之体，而是被理解为一种与情相分离之抽象可能或素质的概念。剖析朱子心论这个典型的思想案例，对于我们了解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的独特思想内涵、建构儒家哲学的现代形态，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梁漱溟主张过一种孔家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一生保持对佛家终极信仰的认同。这个决断、定向的作用，就是意志，我们今天连起来叫意志。

在中国思想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总是要经由经典和义理的双重建构而构成这一时代的经学，而这一时代的哲学或形上学，亦蕴含于其中而构成其核心的内容。良者，意谓人心先天本有。《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郑康成之言也。

又，韩宣子（晋国使者）适鲁方才得见《易象》、《鲁春秋》的事迹，见《左传·昭公二年》。[64] 《隋书·经籍志》也说：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四厄于梅赜，则以伪乱真而郑学微。而专司记录者，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史，或者是史的职责之一。

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63]孔子之修《春秋》所依托的虽然是鲁国的史料，但源远流长的史述传统和各国的史记，均构成了《春秋》成书的大背景。

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52] 《汉书》，第1711—1712页。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迹，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汉书·艺文志》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焦循谓：《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关于《诗》的形成、义旨及流传，《史记》以下，代有记述，我们看《隋书·经籍志》的概括与总结：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口耳相传的记言，显然要比专门谋篇布局式的书写早的多，《书》中的大量文字明显地带有口语的色彩，或者是经过转记之后而成篇的。[10] 作为先王政治实践活动的所依之典，或者培养贵族人才的基本材料，《诗》、《书》、《礼》、《乐》很早就放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系统。

即如明初王绅（直）所言：圣人垂训于方来也，其见诸言行之间者，既同且详。实际上，《春秋》作为新修之鲁国史，与古史之诸多文献内容有着密切的关联。

宋刘敞有《七经小传》，乃《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论语》也。《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礼》经十七篇，有云周公作，有言汉儒为，但与孔子的关联度无疑是最高的，这些古礼文献必经过孔子之手，或删定、或释解，注入了新的理想。《庄子·天运》中自谓丘治《诗》、《书》。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注释： [1]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黄怀信等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9页。《易》观其象而玩其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

[41]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陈居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5页。[59] 熊十力《读经示要》，第865页。

[21]从散乱的段落或者单篇，到成类成书的编纂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注入某种观念和缀合历史连续性的诠释活动，而这一持续甚久的工作，正是在春秋晚期由儒家来集其大成的。[28]没有礼，就不能形成社会的秩序，所以荀子讲明分使群，从物质需求来解释礼的起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

[61] 《史记》，第2211页。雅为正声，相当于是宫廷里边的指导性意见，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以正各方视听。

[84] 其后，像钱谦益（1582—1664）在《牧斋初学集》、顾炎武（1613—1682）在《日知录》中，对于十三经阵容的调整与变化，都曾做过精详的考论，可能更为人们所熟知，这里就不多说了。此三易实际上是拉长了《易》的创作期与成编史，将有关《易》文献的积累放到了整个三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之中来看待。[36] 《焦循全集》，刘建臻整理，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2077页。八卦便是这一类刻画记忆的代表性符号，是人类思维活动展开的初阶工具，它已经凝聚了早期的一些经验知识，并且将之抽象化，从而具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而长于音乐之专家，如制氏之类，又仅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诗》之义。

譬如天地、阴阳、吉凶、成败等观念，显然已包含在卦画之中，所谓《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礼记·祭义》），《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管子·山权数》）。从口占到刻写，也形成了最早的文典形式。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上古乐之实践活动殊为发达，乐者心之动，乐其所自生（《礼记·乐记》），伴随着劳作、仪典等各式活动，歌之舞之，必有乐事，乐者，盈于内而动发外者也（《春秋繁露》）。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这些歌谣因年代久远而得到了尊崇，同时又在其自然主题中保留了季节规律的痕迹，由此它们也就成了后世道德修辞的素材来源，这些诗歌是古代习俗的一面镜子。就理解而言，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在于对乐的精神和乐的意义的阐释与把握。

[51] 如今人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谓：孔子之道，内圣外王，其说具在《易》、《春秋》二经，余经皆此二经之羽翼。所谓二帝三王之世，当有卜辞流传，孔子作卦爻辞，容有采取。

帝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67]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在礼的生活经验与实践活动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规约化、制度化和程式化的礼制建构及其相应的礼学思想，有关礼的文献也会逐渐积累起来。